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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危機毀滅全球文明

   2013-10-11 中食網4424
核心提示:  撰文 萊斯特R布朗(Lester R. Brown)   翻譯 冉隆華   預見事物的突然變化,是人們最難做到的事情之一。 通常,我
   撰文 萊斯特·R·布朗(Lester R. Brown) 
  翻譯 冉隆華 
  預見事物的突然變化,是人們最難做到的事情之一。 
 
         通常,我們將過去的趨勢外推,以此來預測未來的情況。許多時候,這種方法能夠奏效,但有時候這種方法卻明顯不管用,比如當前的經濟危機就完全出乎我們的預料。 
  “文明本身可能崩潰”這種想法,在大多數人看來似乎非?;闹?。對于這種完全背離我們日常生活預期的事情,誰會覺得認真思考起來將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什么樣的證據會讓我們留意到如此可怕的預警?我們又該如何應對這個警告?對一長串可能性極小的災難,我們太不以為然了。對于它們,我們實際上只是擺擺手,根本不當回事兒:不錯,我們的文明有可能陷入混亂——就連地球都有可能因為一顆小行星的撞擊而毀于一旦呢! 
  我花了幾年時間來研究全球農業、人口、環境、經濟趨勢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這些趨勢的綜合效應以及由此導致的政治緊張狀況都表明,政府崩潰和社會崩潰是極有可能發生的。然而,對于“糧食短缺不僅能導致單個政府倒臺,而且能毀滅全球文明”的觀點,我也曾經極力反對。 
  但我不能再對這種危險視而不見了。長期以來都沒能解決的環境惡化問題,正在動搖這個世界的糧食經濟體系——最重要的是,地下水位正在下降、土壤正在流失、氣溫正在升高——這迫使我得出結論:全球崩潰是有可能發生的。
 
  失敗國家的問題 
 
  哪怕粗略研究一下現實世界秩序的“生命體征”,都會找到證據支持我的結論,盡管這是人們不愿意看到的。30多年來,環保人士記錄到了環境惡化的各種趨勢,卻沒有看到全世界為扭轉哪怕一個趨勢而付出過任何重大努力。 
  過去的9年中,有6年世界糧食產量低于消費量,糧食儲備量不斷減少。2008年糧食開始收獲的時候,世界糧食庫存量僅夠維持62天,幾乎接近歷史最低庫存記錄。因此,去年春夏糧食價格創下了最高價的紀錄。 
  糧食需求增長速度超過糧食供應的情形越來越嚴重,由此引發的糧食價格飛漲將嚴重威脅處于混亂邊緣的國家的政府。饑餓的人們買不到或種不出所需的糧食,就開始走上街頭。實際上,在2008年糧食價格暴漲之前,失敗國家(failing state)的數量就在不斷增多(參見左邊補充材料)。這些國家出現的許多問題都源于未能控制人口增長。如果糧食形勢繼續惡化,這些國家都將加速崩潰。地緣政治(geopolitics)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20世紀,國際安全的主要威脅是超級大國沖突;如今,國際安全的主要威脅是失敗國家。使我們處于危險之中的不是權力集中,而是權力缺位。 
  當一個國家的政府不能保障個人安全和糧食安全,不能提供教育和衛生保健等基本社會服務時,這個國家就失敗了。失敗國家常常失去對部分或全部領土的控制。當政府失去權力壟斷時,法律和秩序就開始瓦解。超過某個臨界點,這個國家就會變得非常危險,連糧食救援人員的人身安全都無法保證,救援工作也會被迫中止。比如在索馬里和阿富汗,不斷惡化的形勢已經使糧食救援工作處于危險之中。 
  失敗國家引起國際關注,主要原因在于這些國家可能成為恐怖分子、毒品、武器和難民的滋生地,威脅著世界各地的政治穩定。索馬里位列2008年失敗國家名單之首,已經成為一個海盜窩子;伊拉克位列第5,是恐怖分子訓練的溫床;阿富汗位列第7,是世界主要的海洛因供應地;盧旺達1994年大規模種族屠殺之后,難民(其中包括數以千計的武裝士兵)對鄰國剛果民主共和國(位列該名單第6)的動蕩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我們的全球文明建立在一個由政治健全的國家構成的運作網絡基礎之上,這個網絡控制傳染病傳播、管理國際貨幣體系、遏制國際恐怖主義,實現大量其他的共同目標。如果控制小兒麻痹癥、SARS或禽流感等傳染病的體系崩潰了,人類就將陷入困境;一旦國家失敗,就沒有任何人對其外部債務承擔償還責任;如果崩潰國家達到一定數量,就將威脅全球文明的穩定。 
 
        糧食短缺新類型 
 
  2007年和2008年世界糧食價格猛漲及其對糧食安全的威脅,性質與過去的糧食價格上漲截然不同,更加棘手。 
20世紀后半葉,糧食價格有過幾次大漲。例如1972年,蘇聯提前預見該國糧食減產,悄悄囤積小麥。結果,其他地方的小麥價格增加了一倍以上,稻米和玉米價格也水漲船高。不過此次和其他幾次糧食價格上漲,都是由特定事件驅動的,比如蘇聯干旱、印度季風季節災害和高溫造成的美國玉米減產等;而且這類價格上漲都是短暫的,通常在下一個收獲季節,價格就會恢復到正常水平。 
  2007年開始的世界糧食價格上漲卻是由趨勢本身驅動的:趨勢不逆轉,價格就不可能下降。就糧食需求而言,這些趨勢包括:全球人口每年持續增加7,000萬以上;越來越多的人希望把食物鏈升級到耗用大量糧食的畜產品(參見《環球科學》2009年3期《吃1千克肉=開車70千米》一文);美國把大量糧食用于生產燃料乙醇。 
  與富裕程度提高有關的額外糧食需求,在各個國家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在印度等低收入國家,人們所需熱量的60%由谷物提供,每人每天直接消耗谷物略多于1磅(0.45千克)。在美國和加拿大等富裕國家,每人每天谷物消費量幾乎為印度的4倍,但90%的消費量為間接消費,即用谷物飼喂動物來生產肉、奶和蛋。 
  隨著低收入國家消費者收入提高,未來谷物潛在消費量非常巨大。但是,這種潛在消費量與汽車燃料作物的無止境需求比起來,就是小巫見大巫了。今年,美國谷物產量的四分之一都將用于生產汽車燃料;按目前的消費水平,這些谷物足以養活1.25億美國人或者5億印度人。然而,即使將美國收獲的谷物全部用于生產乙醇,最多也只能滿足美國汽車燃料需求的18%。生產乙醇裝滿一個25加侖(約95升)的SUV汽車油箱,所需的谷物就足夠一個人吃上一年。 
  糧食經濟與能源經濟的合并意味著,如果谷物的糧食價值低于燃料價值,市場就會把谷物用于能源經濟。這種雙重需求導致汽車和人對谷物供給的激烈競爭,并引發史無前例的政治和道德問題。美國打算利用谷物生產燃料來降低對外國石油的依賴程度,這是誤入歧途的做法,正在制造前所未有的全球糧食危機。
 
  水資源短缺=糧食短缺 
 
  糧食供應情況如何?前面提到的三個環境趨勢——全球變暖引起的淡水資源短缺、表土流失和溫度升高(及其他影響),使全球糧食供應增長越來越難以趕上需求增長。其中,水資源普遍短缺是最直接的威脅。灌溉是最大的挑戰,占用了全球淡水用量的70%。在許多國家,數以百萬計的灌溉水井抽取地下水的速度超過了降雨對地下水的補充速度。結果造成組成世界一半人口的國家地下水位不斷下降,這些國家中包括中國、印度和美國三個糧食生產大國。 
  通常,蓄水層(aquifer)是可以補充的,但是一些最重要的蓄水層——“化石”蓄水層,卻是不可補充的。之所以稱為“化石”蓄水層,是因為它們存儲遠古的水,并且不能被補充。美國大平原(Great Plains)地下巨大的奧加拉拉蓄水層(Ogallala Aquifer)、沙特蓄水層和中國華北平原地下的深蓄水層都屬于“化石”蓄水層,它們的枯竭就意味著無水可抽。在干旱地區,地下水枯竭也預示農業將完全終結。 
  華北平原的小麥產量占中國全國一半以上,玉米產量占全國三分之一,那里的地下水位下降迅速。過度抽取地下水已經耗盡了該地區淺蓄水層的大部分水,迫使打井者瞄準深蓄水層,而深蓄水層是不可補充的。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預測,如果水供需不能快速恢復平衡,“將對子孫后代造成災難性后果”。 
  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小麥生產國,隨著地下水位下降和灌溉水井干涸,自1997年達到歷史最高水平1.23億噸以來,中國的小麥產量已經下降了8%。同期中國水稻產量下降4%。這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可能很快就需要進口大量糧食。 
  印度水資源短缺的形勢更加令人擔憂。糧食消費和生存需要之間的余地更加狹小。數百萬口灌溉水井幾乎使印度每個邦的地下水位全部下降。弗雷德·皮爾斯(Fred Pearce)在《新科學家》雜志中報道: 
  印度一半的傳統手打井和數百萬口淺層管井已經干涸,大量以此為生的人因此自殺。在印度的許多邦,大面積斷電正在成為家常便飯,因為那里超過半數電量都要用于從1千米之下抽取地下水。 
  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指出,15%的印度糧食是靠抽取地下水生產的。換句話說,1.75億印度人所需糧食的生產用水來自灌溉水井,而這些水井會很快干涸。持續水資源供應短缺可能導致不可收拾的糧食短缺和社會沖突。
 
        土壤更少,饑餓更多 
 
  第二個令人煩惱的趨勢——表土流失的范圍也很驚人。大約世界三分之一的耕地,表土侵蝕速度快于新土形成速度。 
 
         這層植物必需的、薄薄的營養物質,是文明的基礎,需要經過漫長的地質年代才能形成,但通常只有15厘米厚。風蝕和水蝕引起的表土層流失曾經毀滅過多個早期文明。 
  2002年,一個聯合國小組評估了萊索托的糧食形勢(萊索托是一個小小的內陸國家,四周被南非環抱,人口200萬)。這個小組得出的結論非常明確:“萊索托的農業瀕臨崩潰,作物生產不斷萎縮。如果不采取措施扭轉土壤侵蝕、土壤退化和土壤肥力下降的趨勢,萊索托大片土地將無法進行作物生產。” 
  海地地處西半球,是第一批公認的失敗國家之一。40年前,海地糧食基本自給自足,但從那以后,海地幾乎失去了所有的森林和大部分表土,一半以上的糧食要依賴進口。 
  地球表面溫度不斷上升是糧食安全的第三個環境威脅,可能也是最普遍的威脅,能夠影響世界各地的作物產量。世界許多國家都是在最適宜或接近最適宜的溫度條件下種植作物,哪怕生長季節的溫度細微上升,都可能導致作物收成減少。美國國家科學院發布的一項研究已經證實了作物生態學家的經驗法則:溫度相對于正常氣溫每上升1℃,小麥、水稻和玉米產量就會下降10%。 
  過去應對糧食需求不斷增長的措施是,采用各種科學技術來提高農業產量。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化肥、灌溉、高產小麥及水稻品種的應用革新創造的“綠色革命”,就是最著名的案例。但這一次,許多最有效的農業技術早已投入使用,土地長期生產率的提高速度正在緩慢降低。1950年—1990年期間,世界糧食畝產量年增長率達到2%以上,超過人口增長率。但是從那以后,糧食單產年增長率降到了1%多一點。一些國家的糧食單產——包括日本和中國的水稻單產,似乎已經接近了可能的極限。 
  一些評論者把轉基因作物當作走出困境的途徑。遺憾的是,沒有任何轉基因作物可以使單產有令人驚喜的提高,能夠與“綠色革命”期間小麥和水稻單產翻一番的情況一較高下。以后似乎也不可能做到這一點,根本原因在于,常規作物育種技術已經開發了作物單產的大部分提升潛力。 
  
        糧食爭奪 
 
  隨著世界糧食安全問題日益嚴峻,糧食短缺的危險政治角力將開始大行其道:單個國家按照狹隘的私利行動,實際上會使更多國家的處境不斷惡化。這種趨勢始于2007年,當時俄羅斯和阿根廷等小麥主要出口國限制或者禁止糧食出口,希望借此保證本國糧食供應,從而降低國內糧食價格;世界第二大稻米出口國越南,也以同樣的理由禁止稻米出口好幾個月。這些舉措可能保證出口國居民的生活水平,卻在那些必須依賴當期世界可出口糧食余量生活的糧食進口國造成了恐慌。 
  為了應對這些限制措施,糧食進口國試圖簽訂長期雙邊貿易協定,從而保證未來糧食供應安全。由于不能再依靠世界市場獲得大米,菲律賓最近與越南達成了一項三年交易協議,保證每年獲得150萬噸稻米。對糧食進口的憂慮甚至催生了全新的解決方法:進口國去其他國家購買或者租賃農用地(參見第30頁左下的補充資料)。 
  盡管采取了這些措施,許多國家仍然深受糧食價格飆升和饑荒蔓延之苦,社會秩序也被嚴重破壞。在泰國的幾個省,“盜米賊”活動猖獗,村民們不得不在夜間荷槍實彈守衛稻田;在巴基斯坦,每輛運糧卡車都有一名武裝士兵護送;2008年上半年,蘇丹83輛運糧卡車在到達爾富爾救濟營前遭到劫持。 
  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免遭糧食供應緊張形勢的影響,甚至世界糧倉美國也不能幸免。如果中國像最近解決大豆問題那樣,面向世界市場尋求大量糧食,就不得不向美國購買糧食。這意味著美國國內的消費者將跟13億收入飛速增長的中國消費者爭奪美國的谷物收成——這絕對會是一場惡夢。在這種情況下,限制出口將是美國很樂意干的一件事情——20世紀70年代,美國國內谷物和大豆價格飆升時,他們就是這樣做的。但面對中國,限制出口根本不可能行得通。如今,中國投資者手里掌握著1萬億多美元,還是美國為解決財政赤字而發行的國債的主要國際買家。因此不管糧食價格漲到多高,美國消費者都不得不與中國消費者分享糧食。
 
        B計劃:我們的唯一選擇 
 
  既然世界糧食短缺是大勢所趨,要解決糧食危機,就必須扭轉導致這些問題的環境趨勢。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采取極其嚴格的措施,要求大大超越常規做法(我們地球政策研究所稱之為A計劃),而采用挽救文明的B計劃。 
 
  B計劃的規模和緊迫級別將與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總動員類似。這個計劃由四個部分組成:采取大規模行動,使2020年的碳排放比2006年減少80%;到2040年,把世界人口維持在80億;消除貧困;恢復森林、土壤和蓄水層。 
  系統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為可再生能源發展大規模投資,就能減少二氧化碳凈排放量。我們還必須禁止全球森林砍伐(已經有幾個國家這么做了),并種植數以十億計的樹木固碳。征收碳稅可以促進從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轉變,同時通過降低所得稅來抵減碳稅。 
  穩定人口和消除貧困密切相關。實際上,加速向小規模家庭轉變是消除貧困的關鍵;反之亦然。保證所有兒童,不論男女,至少接受小學教育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之一。另一條措施是提供基本的鄉級衛生保健,這樣人們才能夠確信他們的孩子能夠活到成年。世界各地的婦女都必須有享受生殖衛生保健服務和計劃生育服務的權利。 
  第四個組成部分是恢復地球自然系統和資源,聯合實施一項世界性計劃來提高用水效率,阻止地下水位下降。節約每一滴水就是切實有效的行動。這就意味著必須轉而采用更有效的灌溉系統,并且種植水利用效率更高的作物。對一些國家而言,這就意味著多種(多吃)小麥,少種(少吃)稻米,因為水稻是高耗水作物。對工業和城市來說,這就意味著不斷地循環用水,一些產業和城市已經在這樣做了。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采取一項世界性的行動來保護土壤,就像20世紀30年代美國治理塵暴那樣。修筑梯田;種植防護林,防止土壤風蝕;采用最低限度的耕作措施,不翻耕土壤,把作物殘茬留在田地里,這些都是最重要的土壤保護措施。 
  這四個相互關聯的目標并非什么新鮮事物。多年來,人們一直在分別討論它們。實際上,我們已經建立了完整的機構來解決其中一些問題,例如建立世界銀行來減少貧困。至少就其中一個目標而言,我們在世界部分地方取得了重大進展——提供計劃生育服務,向更小規模家庭轉變,這樣可以保持人口穩定。 
  發展中國家的許多人,把B計劃的四個目標看作是積極正面的發展目標,只要它們的代價不是太大。另一些人把它們看作人道主義目標——政治上正確,道德上正當。如今,第三種更重要的基本理論浮出水面:實現這些目標是防止我們文明崩潰的必要措施。然而,我們預測保護文明的代價每年超不過2,000億美元,相當于目前全球軍費開支的1/6。實際上,B計劃是一種新型的安全預算。 
 
  時間:最稀缺的資源 
 
  我們面臨的挑戰不僅是完成B計劃,而是要更快速地完成B計劃。世界的命運將取決于政策拐點和自然拐點之間的競賽結果。我們關閉燃煤發電廠的速度能足夠快,快到阻止格陵蘭冰蓋滑入大海,防止海岸線被淹沒嗎?我們減少碳排放的速度能足夠快,快到保護亞洲山地冰川嗎?在干旱季節,山地冰川融水供給了印度和中國的主要河流,支撐了數以億計的人口生存。我們能在印度、巴基斯坦和也門等國家因作物灌溉所需的水資源短缺而毀滅之前使人口穩定在一定范圍內嗎? 
  無論怎樣估計我們面臨困境的緊迫性,都不會言過其實。遺憾的是,我們并不知道在格陵蘭冰蓋消失之前,還能有多長時間利用煤炭發電來照亮我們的城市。自然設定了最后期限,自然是計時員;而我們卻不能看見她所用的計時器。 
  我們迫切需要一種新思維方式,一種全新的心態。使我們陷入困境的思維方式,不會幫助我們走出泥潭?!都~約客》雜志作家伊麗莎白·克爾伯特(Elizabeth Kolbert)在請教能源大師埃默里·羅文斯(Amory Lovins)跳出框框的創新思維時,羅文斯回答:“根本就沒有任何框框。” 
  根本就沒有任何框框。如果想要文明延續,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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